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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学昭:听杨绛谈往事

来源:e板会 人气指数:74807 时间:2016-05-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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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按:2016年5月25日凌晨,著名女作家、文学翻译家和外国文学研究家、钱锺书夫人杨绛在北京协和医院病逝,享年105岁。

本文首发于2008年10月《南方周末》

三联书店推出的《听杨绛谈往事》,记录了杨绛自出生至98岁的经历。作者吴学昭,吴宓之女,与钱锺书、杨绛一家有通家之好。作者以听杨绛讲往事的方式,写成了这部著作,成书后,复经杨绛手订。故名为传记,或可以杨绛回忆录视之。

 

关于传记

我不值得传记作者为我立传,但我也不能阻止别人写我的传记。不相识、不相知的人如有意写我的传,尽管对我的生平一无所知,只要凑足资料,能找到出版社,就能出书。不过,并没有几个人为我写传。这本用“听杨绛谈往事”命题的传记,是征得我同意而写的。

 

作者吴学昭是我的好友。她要求为我写传,我觉得十分荣幸。有她为我写传,胡说乱道之辈就有所避忌了,所以我一口答应。她因此要知道我的往事。我乐于和一个知心好友一起重温往事,体味旧情,所以有问必答。我的生平十分平常,如果她的传读来淡而无味,只怪我这人是芸芸众生之一,没有任何奇异伟大的事迹可记。我感激她愿为一个平常人写一篇平常的传。

杨绛

2008年6月8日

 

恋爱

我曾问杨先生:“您和钱锺书先生从认识到相爱,时间那么短,可算是一见倾心或一见钟情吧。”

杨先生答说:“人世间也许有一见倾心的事,但我无此经历。

“1932年3月在清华古月堂门口,我们第一次见面,觉得他眉宇间‘蔚然而深秀’,瘦瘦的,书生模样。孙令衔告诉我,他表兄(钱锺书)已与叶恭绰的女儿叶崇范订婚。

“叶小姐是启明学生,是我的先后同学。我常听到大姐寿康和后来又回启明上学的三姐闰康谈起她的淘气。姐姐们说,这位叶小姐皮肤不白,相貌不错,生性很大胆淘气;食量大,半打奶油蛋糕她一顿吃完,半打花旗橙子,她也一顿吃光。所以绰号‘饭桶’(‘崇范’二字倒过来)。

“我第一次见到钱锺书时,就想到了这位淘气的‘饭桶’,觉得和眼前这个穿一件青布大褂,一双毛布底鞋,戴一副老式大眼镜的书生是不合适的。当时只闪过这个念头而已。”

“您们初次见面后,怎么互相联系的呢?”我问。

“钱锺书见我后,曾写信给我,约在工字厅见面,想和我谈谈。他带我进客厅坐在一张大桌子边角上,斜对面。他要说清一个事实,孙令衔所说不实,他并未订婚。孙令衔和我一同走回燕京的路上,告诉我说:他告诉表兄,我是费孝通的女朋友。所以我说我也并非费孝通的女朋友。他说起身体不好,常失眠。我介绍他读Out witting Our Nerves,我没有书,只介绍了作者和书名。后来他说他借到了,读了。他介绍我读Henri Bergson的Time and Free Will。”

“您俩都是无锡人,用家乡话交谈?”我又问。“大约讲国语,不讲无锡话,没那么亲密。“我们只是互相介绍书,通信用英文。那时清华园内有邮筒,信投入邮筒,立刻送入宿舍,通信极便。他的信很勤,越写越勤,一天一封。钱锺书曾和我说他‘志气不大,只想贡献一生,做做学问’。我觉得这点和我的志趣还比较相投,我虽学了四年政治,并无救世济民之大志。他也常到古月堂约我出去散步。我不走荷塘小路,太窄,只宜亲密的情侣。我们经常到气象台去。气象台宽宽的石阶,可以坐着闲聊。后来有一学生放气球测试气象,因电线杆上的电线坏了,气球的线碰上电线破损处,不幸触电身亡。死人躺在那儿,我们害怕,就不再去气象台;以后也走上荷塘的小道了,两人也开始像情侣了。有时我和恩钿、袁震散步回屋,我就知道屋里桌上准有封信在等我,我觉得自己好像是爱上他了。……

“学期终了,锺书要我留校补习一两个月,考入清华研究院,两人就可再同学一年。他放假就回家了。他走了,我很难受,难受了好多时。冷静下来,觉得不好,这是fall in love了。认识才短短几个月,岂不太造次呢?”

阿季(杨绛)在清华借读时,周末常进城去看小时候的好友孙燕华。燕华是叶恭绰夫人最宠爱的内侄女,燕华熟知叶家说钱锺书的种种坏话:狂妄、骄傲等等,都搬给阿季听。阿季听足钱锺书的坏话,都是对她泼冷水。虽然她心上并不认为钱锺书真像他们说的那么糟,不过她没有他那么热切,更没有他的急切,她还不想结婚呢。所以,钱锺书要求订婚,阿季写信说:不能接受他的要求。暑假报考清华研究院她还不够格,得加紧准备,留待下年。阿季说的也是实情,清华本科四年的文学课,一两个月怎补得上?她得补上了再投考。

阿季回苏州了。由于注射防疫针过敏,引发荨麻疹,开始还不厉害,打完第三针,就发得很凶;从头皮到脚趾,浑身都是大大小小的“风疹块”,有时眼睛肿得张不开,有时嘴唇肿成猪八戒。过敏反应不算大病,但很顽强,很困扰人。钱锺书一心想和阿季同学一年,不赞成她本年放弃投考清华大学研究院;阿季无暇申辩,就不理他。

钱锺书以为阿季从此不理他了,大伤心,作了许多伤心的诗。他曾用“辛酸一把泪千行”形容此时自己的伤心。《壬申年秋杪杂诗》中,多半是他的伤心诗。1994年钱先生自定诗集时,《壬申年秋杪杂诗》没被收入。现将《杂诗》的序及其中伤心诗若干首抄录如下,或许有助于了解和体会年轻的钱锺书此时的心情。

序曰:远道栖迟,深秋寥落;然据梧,悲哉为气;抚序增喟,即事漫与;略不诠次,随得随书,聊致言叹不足之意;欧阳子曰:“此秋声也!”

著甚来由又黯然?灯昏茶冷绪相牵;

春阳歌曲秋声赋,光景无多复一年。

海客谈瀛路渺漫,罡风弱水到应难;

巫山已似神山远,青鸟辛勤枉探看。

颜色依稀寤寐通,久伤沟水各西东;

屋梁落月犹惊起,见纵分明梦总空。

良宵苦被睡相谩,猎猎风声恻恻寒;

如此星辰如此月,与谁指点与谁看!

困人节气奈何天,泥煞衾函梦不圆;

苦雨泼寒宵似水,百虫声里怯孤眠。

峥嵘万象付雕搜,呕出心肝方教休;

春有春愁秋有病,等闲白了少年头。

“钱先生当时这样伤心,您就一点无动于衷吗?”我又问杨先生。“我虽然不写信,还是很想念的。蒋恩钿知钱锺书伤心,劝他再给我写信。他写得很诚恳,我很感动,就又和他通信了。”

妻子·情人·朋友

光复以后,锺书的新篇旧作,也陆续结集出版。锺书的第一个集子《写在人生边上》,由上海开明书店1941年出版,当时锺书“远客内地,由杨绛女士在上海收拾、挑选、编定这几篇散文,成为一集”。书稿付印前,他在赠书页上郑重写下“赠予季康”。

短篇小说集《人·兽·鬼》,是锺书于抗战胜利后出版的第一个集子,由上海开明书店1946年4月初版。“假使这部稿子没有遗失或烧毁”,那是因为“此书稿本曾由杨绛女士在兵火仓皇中录副,分藏两处”,锺书如此说明。他这次没有在《人·兽·鬼》赠书页上写点什么,不过该书出版后,在两人“仝存”的样书上,锺书写有一句既浪漫又体己的话:

To C.K.Y.

An almost impossible combination of 3 in compatible things: wife, mistress,& friend.

C.S.C.

赠予 杨季康

绝无仅有的结合了各不相容的三者:妻子、情人、朋友。

钱锺书

钱先生以妻子、情人、朋友似不相容的三者统一来形容和赞赏杨先生,真是无上完美,别开生面,妙不可言!

杨先生摆摆手,说:“谈不上什么赞赏,可算是来自实际生活的一种切身体会吧。锺书称我妻子、情人、朋友,绝无仅有的三者统一体;我认为三者应该是统一的。夫妻该是终身的朋友,夫妻间最重要的是朋友关系,即使不是知心的朋友,至少也该是能做伴侣的朋友或互相尊重的伴侣。情人而非朋友的关系是不能持久的。夫妻而不够朋友,只好分手。”

杨先生又说:“锺书和我都以为‘五伦’——中国以前的人伦关系:君臣、父子、兄弟、夫妇、朋友,‘五伦’中,朋友非常重要。其他四伦如能复为朋友,交心而知己,关系定会非常融洽、和谐。我们俩就是夫妇兼朋友。”杨先生又说:“我已不记得哪位英国传记作家写他的美满婚姻,很实际,很低调。他写道:1.我见到她之前,从未想到要结婚;2.我娶了她几十年来,从未后悔娶她;3.也从未想要娶别的女人。我把这段话读给锺书听,他说:‘我和他一样。’我说:‘我也一样。’”

翻译毛选

锺书在清华只教了一年书。1950年仲夏,乔冠华来清华找他翻译毛泽东选集,要借调。

1950年8月,钱锺书奉调进城,到中共中央毛泽东选集英译委员会参加翻译毛选。委员会主任是清华1924年毕业的徐永火英,后在斯坦福大学学习经济。留美工作二十多年,担任过美共中国局书记,1945年联合国成立大会期间,曾协助董必武老率领的中共代表团工作,1947年奉调回国。

毛选英译委员会办公处设在北京西城堂子胡同。锺书就住在城里,每周末回清华指导他所负责的研究生,直到他们毕业。

毛选英译委员会同毛选出版委员会几乎是同期成立。1949年12月至1950年2月毛泽东访问苏联期间,斯大林向他建议,编辑“毛泽东文选”,“以帮助人们了解中国革命的经验”。1950年5月,中共中央政治局决定成立《毛泽东选集》出版委员会,在毛泽东主持下开始编辑中文版毛选(前三卷分别于1951年10月、1952年4月、1953年4月出版,第四卷于1960年出版)。

徐永火英于1950年5月出任毛选英译委员会主任。1951年7月,毛选英译委员会改称毛选英译室,1953年底前三卷任务完成后撤销。开始参加英文翻译的有金岳霖、钱锺书、郑儒箴、王佐良等许多人,还有史沫特莱、爱泼斯坦、爱德勒等一批外国专家,一年以后只留下钱锺书和几个年轻助手了。

徐永火英很器重老学长、哲学家金岳霖,《实践论》、《矛盾论》翻译中遇到重大疑难,往往请他定夺。金岳霖有次碰到一句成语“吃一堑,长一智”,不知怎么翻译是好,便请教钱锺书。锺书几乎不假思索地脱口而出道:

A fall into pit,

A gain in your wit.

对仗工整,押韵也很巧妙;形音义俱备,令人叫绝。金岳霖自愧不如,大家无不佩服。

锺书当初被推荐翻译毛泽东选集的消息刚一传出,一位住在城里的老相识,清华校庆时过门不入,现在却马上雇了人力车专程来祝贺了。锺书惶恐地对杨绛说:“他以为我要做‘南书房行走’了。这件事不是好做的,不求有功,但求无过。”

这件事确实不那么好做,原因之一是毛泽东选集的英文翻译与中文原文的编辑在同步进行;原文在编定过程中不断修改,英译也不得不跟着变动。往往是一篇已经定下来的译稿反复地动个不停,另外自然也有认识不一致的原因。例如,陈毅曾一度主张死翻,原文“打打停停”译作“fight fight,stop stop”;后又觉得不好,全部重译。经常返工,译完了,推翻,重译;再推翻,再重译。杨绛笑把他们的翻译比作荷马《奥德赛》女主角为公公织的布,织了拆,拆了又织。

好在锺书最顺从,否了就改,他从无主见,完全被动,只好比作一架工具。不过,他工作还是很认真的。一次,在翻译中发现有段文字说孙悟空钻进庞然大物牛魔王肚里去了,觉得不对。他很喜欢《西游记》,看过多少遍,内容是读得烂熟的。他坚持说“孙猴儿从来未钻入牛魔王腹中”。徐永火英请示上级,胡乔木从全国各地调来各种版本的《西游记》查看。钱锺书没有错。孙猴儿是变成小虫,被铁扇公主吞进肚里的;铁扇公主也不能说是“庞然大物”。毛主席得把原文修改两句。锺书虽然没有错,但也够“狂”的。胡乔木有一次不点名地批评他“服装守旧”,那时一般人的着装已改为中山式制服,只他仍穿长袍。

锺书效率高,做事快,别人一天的活儿他半天就干完了,甚至两个小时就干完了;省下来的时间,就自己偷空看书,好不快活!锺书以为毛选英译委员会的最大好处是人少会少,搞运动也没有声势,有时间读书。

徐永火英很欣赏锺书very efficient,又因他中英文俱佳,也熟悉意识形态的种种理论,在审定译稿时,要他与外国专家据理力争。外国专家文化背景不同,又不通汉文,有时坚持己见,很难对付。锺书善辩,往往旁征博引中西经典、古今妙喻,发微阐幽,一语中的。当然偶尔也有争得面红耳赤的情况。锺书自有他的委屈,他对徐永火英说:“我不辩,你怪我;我辩,你又怪我。”“辩的太凶,不行;不凶,也不行。以后只有别多说话了。”年长他八岁的徐永火英听了只有笑笑。

锺书效率高,也缘于他工作有计划,先干什么,后干什么,怎么干,井井有条。他不仅自己这么做,还经常提醒忙碌的领导首要做什么,并为他周到做好一切准备。所以徐永火英笑说锺书是自己的office wife。最后,两人由于合作愉快,由上下级成了很要好的朋友。杨绛与徐永火英夫人张淑义也成了很好的朋友,徐永火英“文革”中去世后,两家还保持友好往来。

钱锺书在清华指导的研究生黄雨石(在校名黄爱),毕业后也来到毛选英译委员会工作,给老师打打下手。据黄雨石回忆:“钱先生不看电影不看戏,似乎除了读书,没有其他爱好或任何消遣的玩艺儿。中南海的宴会请帖,他从来未去参加。他总把时间腾出来用在读书上,从不肯轻易浪费一点点。“在翻译毛选的三年中,钱先生晚饭后常和我们几个年轻人上街,逛旧书店。解放初期,北京到处有旧书店,两三间屋子各式各样的线装书摆得满满当当。走进一家书店,钱先生说:‘雨石,你在这儿如能找到一本书我没读过,我就不算你的老师。’我们出于好奇,便在店里专找那种从没听说过的冷僻书问他看过没有,他立刻说出此书哪朝哪代何人所作,书中讲些什么内容。屡试不爽,从来没错过。”

“洗澡”

杨绛在清华教课,较长时间未到系里开会学习,有点心虚。钱锺书借调进城后,她不去开会,情况更加隔膜。听说思想改造时有人提出,杨季康怎么不来开会?杨绛说:“因是‘兼任’,怕没资格。”既然要她去,她就每会必到。随众学习周总理报告,到北大、北师大去看大字报,以后又旁听各系所做示范报告、各系“洗澡”者检讨。陈岱孙、费孝通做了全校性的“示范报告”,杨绛没听。袁震告诉她,费孝通检讨他“向上爬”的思想最初是“因为他的女朋友看不起他”。

知识分子思想改造运动,首先从京津教育界开始。

对杨绛和她的绝大多数同事来说,都是第一次经受这样的运动,因此印象特别深刻。思想改造,最初的称谓是“脱裤子,割尾巴”。知识分子的耳朵娇嫩,听不惯“脱裤子”,于是改称“洗澡”,相当于西方所谓“洗脑筋”。

“洗澡”按职位分大盆、中盆、小盆;职位高的,参加的人当然也多。在清华,讲师以上都得“洗澡”,一般教职员只帮助“洗澡”,自己不洗。

经过“洗澡”,杨绛才弄明白什么是“背靠背,面对面”:背着洗澡者搜集他的问题材料;当面批判他的错误,评价他洗的澡。说是“批评与自我批评”,而态度的对立,口气的严厉,分析的上纲上线,却是够吓人的。洗澡者只要没有检讨到人们背后所凑的那些问题,便过不了关,还得再洗。

最普遍的“罪”或错,是对抗美援朝的“亲美、崇美、恐美”思想。人人都是“向上爬”或“混饭吃”。杨绛显然不够“向上爬”,因为请她担任专任教授,她不肯。她也不是“混饭吃”,因为兼任教授工资少得吃不饱,而且她从不推辞教课,让教什么教什么,教得还特认真。所以只好说说“无主人翁思想”,“只想做做贤妻良母”等等。

洗澡前有人“帮助”,杨先生对此记忆犹新:“来‘帮助’我的二人,一人显然友好,想暗示我的问题所在,一人显然怀敌意。他问我所写剧作的题目,我说出了《游戏人间》剧目。那晚锺书适回家,见那人赶快记下题目,就知不妙。我也觉得态度可怕。第二天该我做检讨,我站起来说,我有‘过关思想’,当再好好挖挖再做。”

运动期间,为了避嫌疑,要好朋友也不便往来。杨业治在人丛中走过杨绛旁边,自说自话般念叨“Animal Farm”,连说两遍,杨绛已心里有数了,这就是她的“底”。她在课堂上介绍英国当代小说时,讲过 Animal Farm是一部反动小说。检讨中杨绛做了说明,“洗澡”顺利通过;专管“洗澡”的全校学习领导小组还公布为“做得好的”检讨。潘光旦太太听说,表示祝贺。潘先生是校务委员,已检讨三次,尚未通过,潘太太正着急呢。他们是忠厚长者,热情好客,常常做了好菜,请客吃饭。有一对常去吃饭的夫妇,运动中却说这是一种资产阶级的拉拢。潘太太说:“杨季康,侬晓得格,屋里有点好小菜统统拿出来待客,潘先生回家不过吃碗蛋炒饭。冤枉?”她觉得委屈。杨绛虽已“触及灵魂”,有些事自己也没有想通:一些平时看来挺有理性的人,怎么运动一来,就跟通了电的机器人似的,用同一腔调说些同样非理性的话。这是改造好了吗?

听说杨绛的检讨受到表扬,保康姐特地过来和她握手祝贺,并邀她晚上同去大礼堂开大会。清华的“三反”运动,此时已进入肃清资产阶级腐朽思想阶段,绝大多数教师已检讨完毕,只有很少数人因为检讨不够深刻,还在继续反省。当晚的大会主要由学生控诉教师们腐朽的资产阶级思想对学生的深重毒害。参加大会的除了师生员工还有家属,大礼堂楼上楼下挤满了人。

大同小异的控诉内容,听得保康姐直打盹儿,终于打起鼾来。忽然有个杨绛从没见过的女孩登台控诉。她不是杨绛班上的学生,可是她咬牙切齿、挥手顿足地控诉杨绛说:

“杨季康先生上课不讲工人,专谈恋爱。

“杨季康先生教导我们,恋爱应当吃不下饭,睡不着觉。

“杨季康先生教导我们,见了情人,应当脸发白,腿发软。

“杨季康先生甚至于教导我们,结了婚的女人也应当谈恋爱。”

听众都很气愤,这简直太不像话了!保康姐戛然停止打鼾,睁大了眼睛。主持大会的费孝通料想杨绛不可能这么说,递了张纸条给女孩,请她简短点。女孩正在兴头上,索性略去旁的教师不提,更加慷慨激昂、无比愤恨,专门控诉杨绛。这番控诉的确非常动听,可是杨绛却被编派得简直不堪了。天哪,原来想搞臭谁,断章取义、无中生有可如此肆无忌惮!杨绛那天在系里的检讨,一字未提“谈恋爱”,怎么没人质问,一致通过了呢?多么冤枉啊!她哪有机会在同样场合澄清事实、说明真相呢!她感到众人的目光都在搜索这个“专谈恋爱”的教师。旁边坐着的保康姐已不知去向。

散场了,群众拥挤着走出礼堂大门,杨绛周围却出现一圈空白,腐朽的资产阶级思想看来比瘟疫更令人害怕。杨绛听到空白之外的纷纷议论,声调里带着鄙夷。有女的慨叹:“唉,还不如我们无才无能的呢!”

忽然外文系主任吴达元走近前来,悄悄问杨绛:“你真的说了那种话吗?”“你想吧,我会吗?”杨绛答道。

吴先生立即说:“我想你不会。”

杨绛很感激系主任的理解,但还是谨慎地离他远些,免得连累他。她默默地独自一人回家。

锺书在城里,并不知道清华发生的一切,也许是灵犀相通吧,他特地打来电话问杨绛:大会开得怎么样?电话装在保康姐家那边,杨绛只能含糊其辞,不便细说。

阿瑗在城里住校,女佣已经熟睡,如果杨绛是个感情脆弱的女人,经过此番控诉,哪还有脸见人?只有关门上吊了。可她“只是火气旺盛,像个鼓鼓的皮球,没法按下个凹处来承受这份侮辱”。既然问心无愧,也就不怕冤屈。她看一会儿书就睡觉。明早起来,特意打扮得喜盈盈的,拎个菜篮专到校内菜市人最多的地方去转悠,看看不敢搭理她的人怎么避她。有人及早转身,有人假装没看见,也有人照常招呼,还和她说笑。

锺书在城里早已经“洗澡”完毕,单位小,人少势弱,远不如清华的运动声势浩大。学生们要求钱先生回校洗中盆澡。杨绛忙进城替他请假二星期,徐永火英很爽气,一口答应,还用自己的车,亲自把他们两人送回清华。

锺书和杨绛很认真地把大中小盆洗澡观摩个遍。锺书洗了个中盆,一次通过,他就回城里工作了。至于组织清理,钱杨解放前从未加入任何党派,也不参加政治活动,杨绛代锺书把需要交代的问题,情况一一说清,“忠诚老实运动”也顺利通过。于是有一个星期日,两人随着同校老师排队走到一位党员同事跟前,她当时是党代表,也学老解放区来的干部那样,大衣不穿而是披着,轮流和大家逐一握手,边说“党信任你”。

杨绛松了一口气,心里问自己:我们洗干净了吗?她始终认为,人是有灵性、有良知的动物。人生一世,无非是认识自己,洗炼自己。人需要改造自己,但必须自觉自愿。

《干校六记》

我又请杨先生谈谈《干校六记》创作的经过。

杨先生说:“干校回来,我很感慨,想记下点干校的事。《干校六记》是从干校回来八年后才写的,是读了《浮生六记》才决心写的。我的题目和六记都照《浮生六记》的样。我是费了好大一番心思写成的,自信这部《六记》,超出我以前的作品,所以,我动笔前告诉锺书,我要写一篇《干校六记》,他泼冷水说:‘写什么《六记》!’他说没用,我还是把我想好的写了出来。我写完后给他过目,他不声不响,立即为我写了一篇‘小引’,我就知道他这回是真的觉得好,不是敷衍。平时他矢口否认敷衍,我总不大相信,因为他经常敷衍人,我对他的称赞都不相信了。他对我请看文章,总很为难。他若说我好,我不信;如果文章不好,他批评不好,又怕伤我。

“这部《六记》当时在大陆不好出,就托三联的范用帮助将稿寄香港,范用看了喜爱得不肯寄出,他自己又不敢用。后来香港《广角镜》的李国强给他来电报说,‘你再不寄,我就专程飞到北京来取稿’。范用只好寄出稿子,李国强亲自下印厂,一星期内就出版了。

“《干校六记》,若不是胡乔木同志开绿灯,不会出版的。他不知怎么看到了,就叫邓绍基传话给文学研究所许觉民,说这本书大陆上也该出。同时,在领导人宴请赵元任的会上,又对赴宴的锺书如此说,并说了十六字考语:‘怨而不怒,哀而不伤,缠绵悱恻,句句真话。’

虽然如此,书出版后,只在柜台底下卖。丁玲说《班主任》是小学级的反共;《人到中年》是中学级;《干校六记》是大学级。”

这些事今天听来会觉得可笑,当时却确实这样,“伤痕文学”还被斥为“缺德文学”呐。然而读者毕竟有自己的鉴赏眼光,这部书在许许多多人的心里蓦然唤起对干校生活的回忆,把人们感到而不能说出的感想充分而深切地表现出来。美国首任驻华办事处主任洛德的夫人读了此书向作协提出要见杨绛,杨绛见了他们夫妇。以后美使馆请茶会、请看电影、请吃饭,不断拉拢。杨绛只去了一次茶会,末后这位夫人又请杨绛为她的作品写一篇书评,杨绛婉言拒绝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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